〔摘要〕 裴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有“天下第一家”之美誉，这在一定意义上得益于裴氏家训的长期影响与培育。裴氏家训的教化要义可以概括为耕作守身、读书兴家，以德为本、德业并举，践礼修身、尚儒治世，正面训导、反面惩戒等，体现了传统家训的基本精神和成功经验。分析研究裴氏家族如何治家教子，能够为新时代培育优良家风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裴氏家训;耕读传家;德业并举;践礼修身;尚儒治世;训诫结合
〔中图分类号〕B8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20）05-0100-05
近年来，我们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家庭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山西省闻喜县礼元镇裴柏村的裴氏家族是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曾涌现出50多位宰相、50多位大将军，有“天下第一家”之美誉。对裴氏家训家规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不仅可以总结我国传统家训的一些特点，而且能够为新时代培育优良家风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耕作守身，读书兴家
“耕”，即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即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在裴氏家训看来，“‘耕’者，奋力各业也;‘读’者，明白道义以示做事做人之规矩” 〔1 〕181。
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大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炎黄子孙植五谷、饲六畜，农桑并举，积累了丰富的农耕经验，形成了精耕细作、富国足民的农耕理念，创造了璀璨的农耕文明。在传统社会，以农治国、以农齐家、以农安身，家族成员只有齐心协力、努力耕作，才能够提供生存的基本保障，即为个人和家庭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因此，裴氏家训首先教诫家人族众要“勤耕作”，这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安徽含山式和堂裴氏家规》家业第九“勤耕种”指出：“农为粒食之自，一家养生足用之本，地宜及时耕种。” 〔2 〕18《湖北监利裴氏规戒》从“违者示惩”的角度教导子孙勤耕作，即“赡衣足食，农桑为先。竭力躬耕，人为胜天。惰农自安，丰草石田。累尔室家，交谪连连” 〔2 〕97。并给出了具体的耕作方法指導：“朴者学耕，犁云锄雨，要因乎时候;物土制宜，要师乎老农。” 〔1 〕100《安徽黟县湾里裴氏家族规要》《湖北黄陂裴氏家训家规》《湖北郑道湖续修家乘条规》等都强调农桑为衣食之经、耕织为衣食之资，即“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 〔2 〕92。这一家规体现了以农为本的社会文明与勤耕尚稼的治家智慧，有利于教导家族子孙尊重劳动，培养好劳恶逸与崇俭戒奢的道德品质。
如果说勤于耕作，是为了生存，那么“学而优则仕”则是为了个人与家庭的发展。在通过科举制选拔人才时期，要想施展才华，实现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等人生抱负，就必须读书。常言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就是“学而优则仕”的通俗诠释。裴氏家族“将相公侯集于一门”，离不开“专诵读”家风的濡染。裴氏家族特别强调读书的重要性，甚至将“子孙考不中秀才，不准进入宗祠大门” 〔2 〕77作为家规来执行，以敦促子孙立志读书。裴氏家族之所以如此注重教导子孙苦读，强调读书是第一紧要事，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原因：一是读书能立身修德。《安徽肥东草庙裴氏家规》指出：“立身以读书为上。” 〔2 〕31《云阳裴氏家训》强调：“生子必须读书，成名纵不可必得，亦必使识字通理。” 〔2 〕62二是读书能“上业”。《安徽黟县湾里裴氏家族规要》认为：“士农工商，四民各有正业，读书其最上也。” 〔2 〕24《安徽无为濡须家规》强调：“如力足以自给者，天资聪明，须专志读书，亲贤友善以立身扬名，显亲荣祖，生理之上也。次之，为农为工为商贾。” 〔1 〕63三是读书能振家声。《贵州毕节裴氏家训》教导子孙：“吾家子弟，虽智愚不等，务须读书，大则克振家声，光宗耀祖。须知礼达义，尊祖敬宗。” 〔2 〕111安徽裴氏家训强调：“要振家声，自古来，还是读书。” 〔2 〕33四是读书能报国。《内蒙古通辽裴氏家训》严教子孙：“耕读传家，永不松懈。崇德尚美，国之栋梁。” 〔2 〕87基于此，裴门上下形成了浓厚的读书氛围，且强调“读书宜早贵及时”。读书不仅能促进个人发展，而且还可以振家声、报国家，因此，裴氏家族要求子孙勤奋读书，以求功名。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种相对平等的社会阶层流动的制度安排，只要刻苦读书，人人都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在传统社会衡量个人与家庭荣耀的重要价值标准中，最主要的就是“拜将入相”、大富大贵。裴氏家族之所以能够成为天下望族，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曾经共计涌现出百余位宰相和大将军，这主要得益于家族成员谨遵家训教诲，读书成才晋升。
裴氏家族注重耕作守身、读书兴家的优良家风哺育着一代又一代裴氏英贤。《河东裴氏族戒》强调：“耕读，乃人生之要务。” 〔2 〕5 《江西九江庐山裴氏家训族规》认为：“子孙须教耕读，耕则足以事父母，畜妻子;读则足以荣宗耀祖。纵未成名，亦不受人愚弄。” 〔2 〕88这些家规族约鲜明地体现了裴氏家训“耕读传家”的教化特色，形成了秀者读书、朴者力田的耕读门风。裴氏家族的繁荣昌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正所谓“吾家祖贻世业，大都惟读与耕两端而已” 〔2 〕36。这既是裴氏家族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家训和家族发展的核心内容。
当今社会，“耕读”的农业生产作用对于家庭成员的生存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与传统社会不同，当今社会的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等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人们解决生存的生产方式不再局限于耕作，“耕读”的内涵也随之得以外延，可以从广义将“耕”理解为一种专心致力于事业的精神，一种勤劳质朴、执著刚毅的品格。“读”不再是科举制度下的“折桂探杏”，而是对人类文化的精神追求。当代家庭文明建设需要培育新“耕读”精神，一方面，无论现代社会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回归人性的那份纯朴与善良，秉持行事的那份恒心与毅力。青少年处于人生“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这就要求广大家长必须培养子女吃苦耐劳的品质，持之以恒方成事。另一方面，无论现代生活节奏有多快，我们都要浇灌心田，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开卷有益，以人类优秀文化滋润心灵世界、丰富精神家园。人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强化“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教导子孙热爱读书、勤奋学习、增长才干，以知识和能力获得个人发展，以道德品质确立人生方向和行动指南。
二、以德为本，德业并举
在任何社会，一个人要立足于世，“德”与“业”二者缺一不可。“德”是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业”是立身安家的外在支撑。裴氏家训既注重子孙“德”的培育，又强调“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了德业并举的教化理念。
一方面，“德”是贯穿裴氏家训的主线。裴氏家族在家训、家规、家礼、族戒等训诫文本与家教实践中，反复强调修德行、敬尊长、崇勤俭、恤邻里、救患难、戒诈伪等，其归旨就是要教育和引导家人做有德之人、行友善之事。可以说，家训教化的过程就是子孙德化的过程，无论是正向的引导激励还是反向的禁戒惩罚，都旨在通过不同的方式教诫族众修身立德。《安徽无为濡须裴氏家训》中既有“孝父母”“友兄弟”“敬长上”“睦族党”的教导，也有“戒谗俭”“戒骄横”“戒奢吝”“戒游荡”的戒律，都是以培育子孙德性、塑造优良家风为旨意的，这些家规也是决定家族能否长久兴盛的关键因素。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德福论”不是简单的善恶福祸相报，而是善善相循的结果。积善之家可培育出有德之人，有德之人大多出自积善之家。如何塑造积善之家，需要有德之人，而有德之人如何培育，又要靠家训训诫。纵观裴氏家训以及整个传统家训可以看出，崇道贵德是其灵魂。
另一方面，裴氏家训凸显了“业”的地位。裴氏家训文化除了重“德”外，还强调重“业”，这种重“业”思想在裴氏家训中表现为“务生理”。《安徽肥东草庙裴氏家规》强调“治生理”：“居家以治生为先。士农工商，皆本业也。为父兄者当量子弟材质，俾其专治一业，毋令游闲，子弟亦当谨率父兄之教，早作夜思，不迁异物。” 〔2 〕31《湖北监利裴氏规戒》教诫子孙务生理、勿虚度，违者示惩：“士农工商，各有所守。业在其门，守精习熟。彼迎此拒，终无成就。光阴不再，戒尔虚度。” 〔2 〕96 《贵州毕节裴氏家训》指出要“各执生业”：“人各有职业，士稽古致富，农力田得食，工精艺阜财，商懋迁获利，皆足为一生受用而遗子孙者。” 〔2 〕109裴氏家族的重“业”理念旨在勉励子孙勤职守业、自食其力，告诫子孙“无劳之功，莫要巧取” 〔2 〕87，行正道、家必昌。家庭是社会与国家的基点，在“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社会更是如此，正如梁漱溟所指出的，“中国家族制度实在决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命运，乃至中国整个文化的命运” 〔3 〕！
德业并举的教化思想彰顯了裴氏家训不仅重视“德”，而且也重视“业”的务实精神。如前所述，“勤耕作”与“专诵读”就是德业并举教化思想的具体体现。人有恒业，才会有恒心，人无正业，必不能走正路，甚至，“德”也只能在恒业的实践中真正培育出来。比如，如果将“耕作”视为一种“业”，那么“勤”就是一种德，所谓“男耕女织，自古恒业”，“勤耕作”则是传统农业社会教导子孙铸就优良品德与于世置业的必然要求。“读书明德”与“读书上业”，正是家训教化原则德业并举的最好诠释。
裴氏家训德业并举的教化原则启示我们，要遵循德才兼备的育人理念。然而，当今社会有些家庭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存在偏颇，出现了“重业轻德”的现象，如有些家长更加注重子女的成才教育而不是成人教育，过分看重分数，而较少关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业”在当今社会固然重要，但没有“德”支撑的“业”是不能够提倡的。在“德”与“才”的几种关系中，其中“有才无德”的后果更可怕。有人对此作出了形象的比对：“有德有才”是“精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无才无德”是“废品”，“无德有才”是“危险品”。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基于此，新时代家庭教育要本着“教家立范、品行为先”的宗旨，铸就品德优良、专业过硬的优秀人才，培养出真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三、践礼修身，尚儒治世
培育子孙成为有德之人，这是家训的主要目标之一。那么，如何培育人的德性呢？家训文本作为一种实践文本，强调要重视从日常生活对礼的践行中去培育子孙的德性德行。
一个有德之人一定是一位践礼之人。“礼”在儒家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如著名学者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序言中说道：“义与礼……实际上就是孔子赋予我们中国人良民宗教的精华。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 〔4 〕15“以礼来自我约束，非礼毋言，非礼毋行。这就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 〔4 〕17儒家倡导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社会秩序，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符合各自在家族、社会、政治等领域的身份与地位，就达到了“礼”的要求。裴氏家训中诸如孝父母、和兄弟、睦宗族、肃闺门、正名讳、别内外等，都是“礼”的体现，有的专门设有“家礼”篇。《安徽含山式和堂裴氏家规》“家礼第四”明确指出何为“礼”，以及“礼”的重要性：“伦理明矣，所以行之秩然，其不乱者礼也。故冠婚之礼，以仁男女;丧祭之礼，以仁祖考;燕会之礼，以仁兄弟;庆贺之礼，以仁疏远。” 〔1 〕24-25《江西南丰浙江常山裴氏族约》提出了“兴礼教”，叮嘱裴氏子孙要做到：“凡行动举止须不越规矩准绳，语言谈笑须不离诗书礼乐。若是彬彬乎臻唐虞之风，睹商周之俗矣。” 〔1 〕210《河南芦院裴氏传统家训》强调“四礼当行”的必要性，即“先王制冠、婚、丧、祭四礼，以范后人……惟礼则成父道、成子道、成夫妇之道;无礼则禽彘耳” 〔1 〕229。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家族训戒就是使子孙言行要符合“礼”，以达修身之旨意。“礼”是一种行为外在的规定性，为培育内在的“德”服务，而如何衡量一个人的“德”，就要看其言行是否符合“礼”，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践礼修身是裴氏家训彰显的重要价值，也是儒学的显著特点，体现了裴氏家族尚儒的文化传统与治家理念。裴氏家训的儒学意蕴除了体现在“重礼”外，还体现在引用儒学经典警句教诫子孙。《江苏云阳裴氏家训》以朱子读书法教导子孙读书，“《大学》三纲领八条目，先格物致知。可知朱子读书法：一曰居敬持志;二曰循序渐进;三曰熟读精思;四曰虚心涵泳;五曰切己体察;六曰著紧用力，盖奉以为则焉” 〔1 〕138。除了强调读书的方法外，裴氏家训还强调教子读书要以儒家经典为先，“故小儿读书，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句训字解，无一处糊涂，然后再将诸书一一读过，一一讲明” 〔1 〕150。同时，还以孔孟之道教育子孙为人处世，谨行自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不可不知” 〔1 〕144。《江苏宜兴港口家范》教导子孙要以《论语》中的“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行孝养亲;以“孟母三迁”，“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等事例强调，教育子孙要“自幼始，幼则天性浑然，有直无伪，言行举动易于成习” 〔1 〕176。以上这些都是裴氏家族尚儒传统的文本表露，更为重要的是，尚儒传统还表现在更深层次的治世理想和义务担当上。
裴氏家族之所以能够在中华家族史长河中占有重要地位，裴柏村之所以有“宰相村”之称，裴氏家族之所以能够千年荣显，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裴氏家族对“修齐治平”的价值追求与信念坚守。传统士人大多有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追求和“大我”的家国情怀。裴氏家族在历史上先后培养出59位宰相、59位大将军、14位中书侍郎、55位尚书、44位侍郎、11位常侍、11位御史、77位太守、3位皇后、4位太子妃、2位王妃，正史立传与载列者600余人，名垂后世者不下千余人，这也正是儒家积极入世治世的主张与精神在裴氏家族的彰显。可见，裴氏家训的儒学意蕴是非常浓厚的，“重礼尚儒”的教化意蕴使得裴氏家族千年荣显。
践礼修身启示我们，新时代优良家风的培育需要通过制定家规以敦养家庭成员美德，将外在的“礼”通过多种方式内化为“德”，才是“礼”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所以，这就要求广大家长在子女教育问题上要有规则意识，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家规家训，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此意。尚儒治世启示我们，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迎接生活、关注社会、心系国家，树立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做一个对他人、对社会、对民族有用的人，在无私奉献中谱写人生华章。時下，一股“佛系生活理念”悄然盛行，“佛系青年”“佛系生活”等成为一种符号，是一种看淡一切、怎么都行的活法。“佛系”文化的流行，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年轻人对快速高压现代生活的情感宣泄，从积极意义上来看，是一种给生活做“减法”的排压方式，但笔者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个人的幸福也都离不开奋斗，如果一味地本着无所谓的态度，就很容易迷失自我，淹没于人群中。为此，我们要以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奉献社会，用奋斗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的人生篇章。
四、正面训导，反面惩戒
耕作守身读书兴家、以德为本德业并举、践礼修身尚儒治世等体现了裴氏家训的核心内容。训家教子不仅涉及教什么即内容的问题，还涉及如何教即教化方式的问题，内容与方式的有机结合才能收到理想的育人效果。裴氏家训教化方式既有正向引导的家训、家范、家礼、族约等，也有反向戒禁的家规、家戒、族戒、规戒等，二者共同构成了裴氏家训的教化方式，即正面训导、反面惩戒。
这种教化方式在裴氏家训中很常见，《安徽霍山厚德堂裴氏家规家戒》有“训父慈”“训子孝”“训兄弟”“训夫妇”“训敬长”“训勤耕”“训苦读”“训信有”等正面教导，也有“戒淫威”“戒奢华”“戒唆讼”“戒盗葬”“戒斗狠”“戒诲盗”“戒酗酒”“戒赌博”等反面禁令，并特意叮嘱子孙，“以上训戒，实为要言不烦，为子孙者苟心领神会之，由此理扩充以进于学问。将见德成名立，耀祖光宗，切勿以为浅近之语而忽之也” 〔2 〕28。《湖北黄陂裴氏家训》十条从正面的角度教育引导家族子孙为善去恶。如以朱柏庐的“宴眠早起”之语勉励子孙“斯言有志者自砺者宜各遵之”;以“和睦为贵”教导子孙“余族棋布星罗，分居数地，总宜以一体视之”;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劝导全族子孙“此盖为天下各司其业者训也，我族后辈勉之”。《湖北黄陂裴氏家规》十八条从反面规定了惩罚措施，如“族中有忤逆不孝者，入祠杖责惩以黜祀”，“倘有因小忿而背大义，籍细故而冒犯尊长者，入祠杖责”，“伦理贵正，倘族中有不肖子弟灭理乱伦，不许入祠”， 〔2 〕93从德化训示和惩罚禁戒方面教诫家人族众恪守祖训，积善成德。这种训戒并行的教化方式，在同一训条中也可见，《湖北监利裴氏规戒》条目融合了“训”与“戒”的双重教化方式，如“敦孝悌，违者示责”，“崇节俭，违者示警”，“尚信义，违者示罚”，“勤耕作，违者示惩”等，从谆谆劝导与违者被惩的双重维度强化裴氏子孙品德与人格的培育。
“训”与“戒”作为家训教化的两种基本方式，是劝导性道德激励与强制性犯禁惩罚的结合。“训”是以“德”育人、以“道”化人，以正面劝导为主，潜移默化地引导家人族众崇德向善;“戒”是以“礼”规人、以“法”束人，以反面惩罚为主，运用奖惩机制特别是惩罚机制强制执行。前者润物细无声、力度弱、收效慢，重在行为主体启发自觉，可持久育人;后者靠律令强制实施，风急雨促、力度强、收效快。可见，“训”与“戒”是两种不同的家训教化方式，一正一反，不可分离，彼此互用，而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化效果。当然，“训”与“戒”只是家训教化的两种基本方式，是手段，二者都为家族子孙“德化”之目的服务。裴氏先辈注重“训戒结合”的教化方式，旨在教导子孙知廉耻、辨是非、明善恶，常修善德、常怀善念、常做善举，做德性之人。
裴氏家族人才辈出、德才兼备，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训戒结合”的教化方式，从一条条外在的训导与冰冷的戒律到内在的高贵品格，其一大秘诀在于“礼”的规约。“训”与“戒”的依据就是家规族约，可以说家规族约就是一个家族的礼制，该礼制内嵌着伦理属性与道德价值，从而为整个裴氏家族上下伦理关系及其秩序提供了制度保证。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制度”的恪守与体悟，久而久之就会潜移默化为自身的行为习惯、善恶观念与道德品质，内化为道德主体的德性。这一过程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就是从制度伦理到美德伦理的转化过程。制度伦理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为社会成员确定日常生活的具体责任与义务，维护特定的伦理关系及其秩序。美德伦理更加强调人的品性、品质、人格等，突出了以行为者为中心的理论特质。
“训”和“戒”是传统社会治家教子的重要方式，规定了家人子孙的责任和义务，属于制度伦理的范畴，其旨意主要在于培育子孙族众道德修养。当今社会发生的诸如“北大弑母案”“黄埔跳江案”等事件，与家庭教育方式、教育理念等不无关系。现代社会往往提倡赏识教育，惩戒教育逐渐式微，也因此出现了有些孩子“打不得”“骂不得”的现象。事实上，惩戒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有其存在的必要，甚至不可或缺。这就需要制度伦理为当今家庭教育“立下规矩”“划定边界”，即新时代家规的制定，为子女设定奖惩依据，这是符合教育发展与青少年身心成长规律的，但家长必须要把握好尺度，注意分寸，时刻秉持惩戒不是目的只是手段的理念，最终为培育美德服务。所以，离开制度的美德就缺少了外在的规范，离开美德的制度则缺少了价值内核，新时代优良家风培育与子女教育需要制度伦理与美德伦理的互助共治。
〔参 考 文 献〕
〔1〕中共闻喜县委宣传部.裴氏家训汇编〔G〕.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8.
〔2〕裴世平.裴氏家训〔M〕.合肥：黄山书社，2017.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9.
〔4〕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黄兴涛，宋小庆，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